书刊设计排版如何让读者上瘾？以绿土为例解析

说不清楚究竟是从哪一年起始的, 我形成了一种阅读的习惯, 每间隔两个月, 便会等候一种刊物来临。这刊物实际不过是正反两个页面, 其版面恰似小报, 也就是如同上海《新民晚报》的那般大小, （近些年来版面稍微有所扩充, 然而依旧仅仅是正反两个页面）, 一期之中也就刊登二三篇文章。但我差不多每一期都会仔细地品读, 并且读得饶有兴致。

此时, 《绿土》编辑部将历年来《绿土》所征订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类文章予以汇编, 总题《绿土文丛》, 分成《那时文人》《那时书刊》《那时信札》三集出版。这无疑是一桩对学术领域有益、促进现当代文学阅读的大善事, 或许能用丰富多彩、令人应接不暇八个字来描述。

在《绿土文丛》的第一集《那时文人》里头, 所写到的那些现代作家以及艺术家的范围颇为广泛,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有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戴望舒、张天翼、艾芜、端木蕻良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有定评, 且现代文学爱好者也较为熟悉的作家, 还写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起关注的丁玲、冯雪峰、萧军、陶晶孙、穆木天、彭慧、杨骚、关露、蒋锡金、沈振黄这些左翼作家和艺术家, 也写到了上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陆澹安、徐卓呆、胡治藩、周天籁、顾冷观, 写到了一度被埋没的新诗人刘延陵、侯汝华、穆旦、袁可嘉、灰马, 写到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双栖的赵景深、谭正璧和王元化, 在文学翻译领域卓有建树的曹靖华！徐梵澄、戈宝权, 以及对 1940 年代上海文学进程颇有贡献的柯灵、范泉、钟望阳。其中, 存在着对这些作家文学生涯的回顾, 像《新诗运动的前驱者刘延陵》《上海文坛奇人胡治藩》, 还存在着对他们文坛交往的梳理, 例如《父亲赵家璧与耿济之的一段交往》《苏雪林与胡适一次罕为人知的冲突》；存在着对这些作家日常生活的追述, 比如《张天翼与契萌的一段情缘》《柯灵租房所折射的文人交谊》, 也存在着对他们某一时段鲜为人知经历的考证, 像《鲁彦在厦门事迹考》《戴望舒居新陆村考》等等, 多得列举不完。注意值得的是, 不是长期性生活于上海的于那些作家, 就是在上海现代文学史里留下了坚实脚印的。而刊发了回忆以及研究他们的这些文章的《绿土》, 不但表明了对他们文学层面成就的承认加上追念之举, 还为上海甚至全国范围的现代文学史探索这事, 提供了具备价值的全新史料。尽管有可能进入不了文学史的是这些作家当中的某些人。

有一册名为《那时书刊》的, 它属于《绿土文丛》第二集, 这册里面的内容丰富度丝毫不差, 存在对现代文学史上特定的作品集的剖析, 这些作品集有的人们熟悉有的鲜为人知, 并且有文坛回忆录的解析, 甚至有作品题跋方面的分析, 同时还有对各类新文学以及和新文学相关刊物的评介, 特别是针对中小型杂志、副刊以及大小文学社团, 另外还有对上海北新书局、山河图书公司等推出新文学作品的出版机构的探寻。当中, 《周氏三兄弟合作的仅有的成果》《白蕉·〈白蕉〉·“白蕉”》《方玮德去世后的诗文集聚和活着时候的“私印品”》《严独鹤向北出游和〈啼笑因缘〉成书之前的历史》等文章都让人感觉新鲜奇特。所讲述的《小闲书》《小雅》《笔阵》《西点》等刊物, 恐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 也不一定知晓。就算是对于已经有诸多研究成果的《新青年》, 朱金顺先生针对该刊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上一则“补白”的评价, 也很有启示。陈青生先生针对鱼贝以及其小说所进行的发掘, 吴心海先生于《因七七事变而夭折的〈诗与文〉》里面对刘振典其人以及其诗展开的追踪, 祝淳翔先生所披露的《陶亢德筹而未办的〈文风〉杂志》等, 这些也都值得予以留意。而周允中先生对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出刊过程不同说法展开的探讨, 更加是属于重要的左翼文学史料。

这些年, 作家书信以及日记已然成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里的一个热点, 《绿土》最近些年所发表的文章当中, 跟作家书信、日记有关联的同样占据了颇为可观的比重这样一来, 《绿土文丛》第三集是《那时信札》, 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本集的研究文章给出了大量的作家信札, 写信的人包含周作人, 沈尹默, 郭沫若, 郁达夫, 茅盾, 叶圣陶, 徐志摩, 汪静之, 冯至, 施蛰存, 邵洵美, 徐霞村, 丰子恺, 李健吾, 夏衍, 阳翰笙, 巴金, 周楞伽, 李霁野, 谢冰莹, 白薇, 丁玲, 赵清阁, 胡风, 贾植芳, 唐湜等等, 真的是非常丰富。这些信札, 时间跨度极为大, 存在写于1920至1940年代的情况, 有更多是写于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回复研究者, 去追忆文坛往事的, 有少量在当时或者后来已经发表, 然而作者文集、全集却漏收了, 更多的是首次面向世人, 其史料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像夏衍致陈梦熊回忆南强书局这样的, 像周作人致张深切谈论《艺文杂志》这样的, 像巴金讲述脱离文化生活出版社经过这样的, 像多位作家致钦鸿提供自身笔名这样的, 等等, 全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当然, 那些对书信手迹予以关注以及辨识, 针对信中内容实行考订还有阐释的研究文章作者, 做得也是颇引人瞩目的。

我有个很强烈的感受, 虽说以前大多都看过, 可这次重新编辑的这三集《绿土文丛》，我又重读了一遍。应当承认, 《绿土》所呈现的比已有的文学史著述更加鲜活, 更加具体, 也更加多样, 它是对已有的文学史著述的一种有益补充。由此也能够看出, 不论是编者还是作者, 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意识, 那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在文学史的深处去打捞, 拾取现有文学史著述遗漏的部分, 弥补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缺失的地方。虽然《绿土》里头有的篇章还只是处于一般介绍状态, 这方面或许能够做进一步提升, 然而从整体来考量, 作者付出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

《绿土》的作者源自全国各地, 有作家自身、后人以及朋友, 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 还有人文社科机构的研究人员, 另外还有社会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几类人并行不冲突, 涉及范围很广泛。这又让我想到“公共史学”的说法。这是近些年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说法, 用来对应“学院派史学”。我在此借用这个概念, 打算提出“公共现当代文学史”这个说法。我觉得, 研析现当代文学史, 并非“学院派”所专有, 对于非“学院派”的社会大众而言, 只要跟现当代文学史存在渊源, 对现当代文学史怀有兴趣, 均可参与其中, 特别是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提供、发掘、整理以及研究方面发挥应有的功效, 进而与学界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达成互动与互补, 促使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得以更深入地推进。《绿土》的出现以及持续存在, 便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证。

这份由公共图书馆主办的, 讨论“公共现当代文学史”的《绿土》, 真好。所以趁着给《绿土文丛》作序的时机, 我也要表达由衷的祝愿, 祝《绿土》办得更好！

2024年6月18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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