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艳：移动性研究曾有偏向，媒介移动性想象指向联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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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艳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学者，同时担任复旦大字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外聘专家。
这项研究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交叉项目的一部分，属于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编号为2021WKZDJC010。
移动性研究曾一度存在明显倾向，优先关注流动，过度强调社会生活中迁徙、游荡和脱离地域的特征，对于稳定、定居和分离的状况则持否定立场。与此倾向一致，媒介关于流动性的构想也多指向沟通和提升效率。在过去的电视时期，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曾以“流动私密性难题”这一概念，深刻阐释了传播工具与个人位移之间的矛盾之处（Williams，1990）,如今，网络与数字化的进步在推动社会变迁、达成“万物相接”目标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自主选择或非自愿的“放缓”与“分离”状况（彭兰，2019；张磊，2020；Jansson，2019），新兴技术与传统媒介的混合发展，使得动静、速缓、连通与隔离的相互联系愈发难以捉摸。当前形势愈发错综，所谓“新的移动范式”不再局限于传统对行进与速率的侧重，主张在考察迁徙与提速之际，亦需留意休止、缓行、耽搁、减速等非迁徙类减速状况，此观点见于Sheller与Urry（2006）；Urry（2007）；Urry、Büscher及Witchger（2010）；Cresswell（2012）的研究之中。那些看似固定不变的情况，其实为当代资本、劳动力以及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穿梭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剖析全球化与媒介化背景下面临的移动性矛盾及其复杂状况的核心要素。
在众多“慢实践”形式里，“慢媒介”运动近年最为突出。这种运动倡导人们从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工具转向纸张、书籍、胶片等传统模拟工具，借助传统工具的“慢节奏”来平衡数字工具的“快节奏”。受此观念影响，一种名为“手帐”的亚文化在中国年轻群体中逐渐普及。一些自小就熟悉电脑和手机操作的“数字原住民”开始倾向于用纸笔来记录日常事务和规划日程，手账慢慢成为数字时代追求格调的文艺人士的象征，本文以这种“慢媒介”现象作为研究实例，从技术产品、制造方式以及使用者行为等多个角度探讨它与数字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揭示这种慢节奏活动所蕴含的流动性价值。
袪魅“慢媒介”
“慢媒介”这一理念最初由部分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于上个世纪之交倡导出来。2009年，美国程序员尼克·琼斯（Nick Jones）在脸书上创建了“慢媒介运动”（Slow Media Movement）这一社群，2010年，德国三位学者通过互联网发布了“慢媒介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Köhler，David & Blumtritt，2010），这两个事件相继将“慢媒介”这一理念推向了公众的关注，它与当时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的“慢餐运动”（Slow Food Movement）形成了呼应，逐渐演变为西方一些文化精英所推崇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活动支持者同时号召大家或暂时或长久地与电子装置和互联网保持距离，不过他们把对抗的期望放在了回归传统工具上，主张有目的地多采用书信、唱片、胶卷这类实体媒介。模拟技术不同于数字技术的虚拟性、逻辑性和机械感，它承载着“怀旧感”“地域性”“手工艺”“持久性”“情感性”“生态友好”等文化内涵，象征着更加贴近人情和自然的传播途径，那些有意识采用模拟技术的人，往往展现出“沉稳温和”“细致体察”“勤奋自律”等个人特质（Rauch，2018：25）。提倡缓慢交流方式的人主张借助真实的模拟手段来削弱虚拟数字手段的神秘感，可是真实事物难道没有吸引力吗？也许，在我们对慢交流方式抱有太多幻想之前，应当先对这种理念本身进行一番解构。
“慢媒介”这一提法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认为“数字媒介”与“非数字媒介”之间存在显著界限。消除迷思的关键在于深入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思维定式。首先看新旧之别，人们常以技术出现的时间先后来划分不同媒介类型。如果仔细对照，就会发现新旧媒体之间的共同点通常比不同之处更为突出。传播史专家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明确指出：所谓新兴技术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相对观念。（Marvin，1988：3）从历史视角审视，许多我们视作新技术的发明，并非全新创造，而是对既有技术的继承与革新。计算机本质上是一种拥有卓越存储能力的即时通讯工具，早于计算机出现的其他各类信息传播手段，实际上都只是对基础电报技术的持续改进和升级而已。
其次是区分实体与虚拟，把具体事物看作实在的物件和人类造物，所有抽象和假想的存在则当作非实在的，据此把模拟与数字工具分别归入实在与非实在的类别。这种界限划分关联着当前诸多探讨“技术怀旧”与“模拟审美”的研究（Fickers，2009；Heijden，2015），这些研究常将纸张、磁带、线轴视为实体存在，而把比特和字节看作非实体存在，信息从模拟载体向比特和字节迁移的历程一般称作“脱实化”历程（Sapio，2014：44）。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的认知常常局限于具体可见的物件上，这种看法使我们忽略了物质力量与循环才是万物及生命构成的真正途径，Ingold（2012：428）曾指出这一点。实体性的东西并非永恒不变，同样，非物质的存在也无法完全超越物质条件的约束。依据班凯泰对贝特物质形态的探讨，资讯不可能脱离具备物质载体的系统与构造而单独存在，也无法摆脱用于积存、监管和流转它们的装置所引发的物理束缚。把数字科技视作纯粹虚拟，不过是为了隐匿其内里更为根本的利益驱动和权力格局（Banchette，2011）。
最终要区分主体与客体，认为物质是绝对客观的，物质属性源自事物内部，不受主观或社会因素干扰，媒介速度的差异源于不同媒介固有的规律和恒定特性。这种守旧的实在论观念正面临新兴物质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冲击。这些理论都强调消除主客观隔阂，揭示物质与论述彼此建构的关联。西皮尔·克莱默尔认为，阐释媒介的物理属性就是剖析这种媒介固有的隐匿印记，并非某种印记被动等待我们轻易遇见，而是源于人们认知并识别印记的历程，这个历程往往充满艰辛与曲折，正如其所述（Krämer，2015：177）。这表明，探究媒介的物理属性并非仅限于说明或认识“它本质上是怎样”，而是需要从人类能够察觉的种种迹象中，领悟“它为何会呈现这种形态”。
不再区分过去与未来，存在与不存在，以及主体与客体，媒介的物理形态展现出一种“弥散式”和“展演式”的面貌，这是章戈浩（2020）提出的观点。所谓的“缓速媒介”不再被视为一种与数字媒介完全割裂的物质或技术本质，而是在新旧媒体持续产生和彼此转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所谓“物际关联性”。根据杰·博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的观点，媒介的演进过程中，新旧之间并没有天生的隔阂，旧的技术一方面在向新的技术转化，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技术氛围里再次确立自己的重要性。这个过程中，新旧媒介都试图通过直接和超中介两种方式改变自身，以此形成媒介技术间的再中介化机制。当今的数字时代，与过去相比，一个显著变化是各种媒介技术相互交织的现象更加频繁，这促使当前的媒介环境体现出一种本质上的“深度媒介化”倾向，即各种媒介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得到了Hepp（2020）的证实新旧媒介既有对抗也有合作，共同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生态（Chadwick，2017）。受众不再局限于单一渠道，需要在多元媒介（polymedia）的条件下持续决策，并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性、情感性和伦理层面的影响（Madianou & Miller，2013）。该系统里，各类媒介不再各自为政，也不再零散割裂，更不会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交织成网，在彼此牵连中，它们各自的特点得以成长，也得以充分展现出来，这是Hepp（2020：84）所说的那样对于这一转变，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建议采用“媒介组合”与“媒介剧目”这两个理念，以此革新以往那种仅关注单个媒介的媒介研究方式。前者表示某个社会范围内多种媒介的整合，它们彼此之间能够协同运作，后者则说明个体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将不同媒介组合在一起形成专属的媒介集合。这篇文章正是遵循这一思路，不再将手帐视为独立媒介，而是将其置于个人化纸质书写媒介实践的历史演变之中，同时考察该技术在当前媒介构成和媒介场景中的位置，通过分析它正在经历的“再中介化”现象，揭示其与数字媒介之间的实际联系，并探讨它是怎样被塑造为所谓的“慢媒介”。
为了克服中介化理论在视觉呈现和形象描绘方面的不足之处（延森，2018：92），这项研究运用物质话语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物质层面交流影响与物质实体对交流作用形成的双向互动关系（Hardy & Thomas，2015：3）。研究重点考察数字时代背景下手帐的技术本质，同时关注其社会层面的表达方式，分别从物品属性和实践活动两个维度展开探讨。本项探究的素材源自三大途径，首先是对国内手帐社群最受推崇的五家品牌进行商品及宣传物料的研究，涉及日本的国誉、Hobonichi和Midori，意大利的鼹鼠皮，以及德国的灯塔；其次是对国内手帐文化相关线上及线下刊物的内容进行剖析，涵盖三本已发行的手帐教程——《Moleskine传奇笔记活用术》《行动派手帐指南》和《用手帐书写更有趣的生活》，两个手帐软件——趁早和Paperi，两个手帐公众号——“手帐研究室”和“不是闷”，还有微博粉丝数量靠前的前十位手帐博主的发文；最后是对十位手帐发烧友展开的线上或线下深度交流。此项探究活动的时间跨度为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到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作为媒介组合的手帐
“手帐”这个词，中国人听起来既熟悉又生疏。它的字形源自日本汉字，意指可以随身携带用来记录个人情况的小册子，不过读音并非日语的“techo”，而是汉语拼音的shǒuzhàng。在国内的“手帐”爱好者圈子，“手帐”绝不和“日记”的意思一样。例如，在广受手帐爱好者欢迎的“趁早效率课程”中，手帐的历史被称作是源自西方传入东方的历程，该课程将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视为手帐的最早倡导者，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是首位将此理念带到东亚地区的先驱，至于手帐传入中国，仅发生在近些年，而对于日记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则完全忽略不计（王潇，2017）。采访里，一些手帐同好会避开，乃至否认手帐同日记的牵连。手帐与日记到底为何要有分别，非得另立一个词汇？单从日记册和手帐册，或是记日记与手帐的器具和手法来看，并不容易察觉它们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可一旦超越手帐册和书写工具的范畴，两者间的界线就变得非常明显。
众多慢媒介支持者的观念里，人们对待传统与新兴媒介的选择仿佛遵循着非此即彼的零和法则，这种看法与中国手帐文化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纸质手帐和笔迹固然是手帐文化的关键构成，却并非唯一要素，它们仅是手帐发烧友和手帐圈子所运用的各种媒介方式中的一项。“手帐”这个概念，其实并非特指某一种载体，而是多种新旧载体相互融合形成的“载体集合”。每个手帐发烧友都明白，纸质手帐册和书写工具并非他们记录和管理自我的专属手段，仅是其“载体清单”上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之所以有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纸张和笔尖，各种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具体说来，这个媒介组合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中心部分包括纸张和书写工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广阔的文具行业。除了种类繁多、设计多样的书写本册和笔具，还有各式各样的胶粘材料、印戳工具、标记标签、备忘纸页、修正用品、裁剪器具、雕刻配件、固定夹具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一个人所持有的文具的多少和种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是否具备资深手账制作人的资格。
中层范畴——个人手机、电脑和打印机，手帐爱好者经常携带的记录和通讯工具首选手机，而非纸笔，手帐素材主要源自手机里的电子笔记、照片、截屏或下载内容，为便于将手机图像移植到手帐本，手帐圈还推广一种小型打印机，该设备能打印带背胶的手机图片，方便粘贴在纸质手帐上。做好手账之后，要先用手机拍摄纸质页面，再对照片进行加工、保存、发布和传播，部分环节也能在个人电脑上操作。所以，关于手机拍照和电脑处理图像的方法，在手账爱好者交流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社交应用与社交网站构成外围层。对手帐圈子而言，豆瓣网、B站网和新浪微博网是三大影响源。豆瓣网是率先接触手帐文化的社交网站。2009年12月，一位叫“齐天大尼玛”的用户在豆瓣网上创建了一个名为“手帐”的社群，这被公认为国内首个线上手帐组织，成员数量超过三十三万人，是豆瓣网上规模最大的兴趣类社群之一。另外，豆瓣平台设有超过百个围绕手帐主题的社群，其中八个社群的成员数突破了一万大关。不仅如此，B站和新浪微博也是手帐同好交流分享资料、组建同好团体的热门场所。在众多与个人爱好相关的网络热点话题里，#手帐#始终位于前列，在排名靠前的十大热门话题中，还常常能看到其它涉及手帐的内容，例如#展示我的手帐#、#手帐资料交流#等等。虽然社交平台只是手帐相关媒介体系的外围部分，但它发挥的影响力却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纸质书写工具以及个人使用的手机和电脑。这些手帐爱好者多数是在网络世界有所接触后才开始热衷此道，他们最初是在社交平台上了解到手帐的相关信息，在手帐制作实践时也经常借助社交平台获取资讯、启发和素材。由于社交平台的出现，手账从一项少数人的个人兴趣转变为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集体活动，虽然无法精确统计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不过能够明显察觉到这个集体中的归属意识。国内手帐爱好者通常自称“手帐er”，并将其与“品味出众”“细节考究”“有艺术气息”“态度认真”“生活热情”“意志坚定”“不断进步”等积极特质相挂钩，以此彰显鲜明的个性特征和集体归属感。
这种结合多种技艺、沟通个体与集体、连接数字与现实的结构，本质上使手帐与普通日记产生了显著区别。丰富的材料和技术应用，使手帐活动远远超越了基本的纸张记录，其意义不仅在于个人反思和抒发，更在于构建一种或安静独处或共同参与的真实体验。我们能够说“记日记”或“看日记”，却很少听到“记手帐”或“看手帐”的说法，通常只是说“做手帐”。这表明，手帐的内涵并不只限于记录和文字，而是涵盖了记录、美化、陈列、交流等一系列行为在内的亲身实践过程。特别关键的是，借助数字手段和社交平台形成的网络结构，消解了传统文字的方位特征，使全球视野渗透进一个原本十分个人化且地域性的载体领域。对于刚开始接触并学习制作手账的同好来说，像豆瓣、B站、微博这类互动平台，里面集中讨论的青年亚文化观点，不可能不对手账所蕴含的文化归属感产生作用。网络流行剧里男女主角运用手账的情节，常被用来阐释手账的含义，以及手账在日本文化中的位置，这种现象让手账通过邻国的形象进入中国年轻人的认知范围，对实体书写材料的喜爱其实是对某种外来文化产生共鸣的产物，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国内手账爱好者群体一直热衷追捧日本手账品牌。支持者们也会借助特殊途径从Facebook、YouTube、Instagram上搜集欧美相关资料，随着“微笔记”“库内尔技巧”等手账方法逐渐普及，摩洛哥、勒克姆1917等欧洲品牌也和日本品牌一样备受关注。
社交网络界定了手帐的内在特质，也为配套的手帐消费提供了现实基础。资深的爱好者们觉得，普通的文具店难以满足他们对国外文具的渴望，依托社交平台的各种代购和集体购买网络才是他们获取商品的主要途径，同好们也常常通过线上渠道，以“出清闲置”的形式相互交换物品。近些年，部分分销商及海外品牌授权商陆续在网销平台上建立店铺，同时国内主要城市也渐渐冒出专门售卖手账相关文具的实体店铺，不过这些途径无法取代社交平台对手账消费风气的带动功能。借助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中国的手帐同好们得以从远方购得的文具中感受到一份微小而确实的喜悦和别致韵味，以此物质化地塑造出手帐达人群体略显高人一等的自我意识与集体归属感。
总而言之，突破单一载体的束缚，从多种媒介融合的视角审视手帐的载体特性，我们便能够明确新媒体在其中的框架性影响，它们不仅拓展了手帐文化的流传广度，更在言说方式和物质层面决定了手帐的文化内涵与自我认同塑造，使其逐渐演变为青年群体运用外来文化元素塑造小众身份的通道，一种低收入“学生群体”和“文艺爱好者”能够获取的“全球化文化资产”（Jansson，2018：88），而非部分学者所指出的对本土传统风物的回归（陈丝路，2017；徐旭阳，2018）。
纸质手帐离数字技术究竟有多远
要是只看纸质手帐本身，是不是手帐和数字技术就毫无瓜葛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非一眼就能看明白。在众多涉及手帐的书籍和文章中，可以找到许多倡导手帐理念的作者和创造手帐方法的专家，例如在爱好者群体里享有声誉的《Moleskin传奇笔记本活用术》的创作者崛正岳，还有子弹笔记的缔造者Ryder Carroll，他们并非是常规意义上的出版工作者或手工匠人，而是信息科学和数字产品的研发人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使我们联想到列夫·曼诺维奇对所谓“新媒介的语言”的全新阐释，他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他注意到数字化呈现方式、单元化构造、机器自动操作、多元形态以及信息转换等人们常用来区分过去与现在传播媒介的特质，并非只有新兴的数字媒介才具备，实际上，这些特征在许多陈旧的模拟技术里也能找到，根据其本质关系分析，这一点是成立的（Manovich，2001：66）。依照这个方向，我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探讨，数字媒介的语言如何体现在现在的纸质手帐上，第一个角度是数字化编码，第二个角度是模块化管理。
（一）数字化编码
数字化是将世界视为由数字和数学关系构成的一种编码和表现方法，这种方式是否仅限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从符号系统角度分析，数字符号与其他语言符号之间或许没有难以逾越的界限。最新的考古调查揭示，最古老的文字体系源自基础的记录标记（Everrtt，2017），数字不仅构成计算与数学的根基，同样为构建整体文字符号及书写体系奠定基础。苏美人在创造楔形文字后，超过五千年的时间里，文字主要应用于税务和商业活动中的数量记录与核算，较少涉及文学和艺术创作（Scott，2017）。源于此，人类初期的文字记录始终受到数字标记及量化观念的支配，数字的内在本质不仅体现在科技层面的信息处理，同样潜藏于人类全部的书写脉络之中。
其次，从信息编码的角度来说，数字化就是“把连续性的数据换成非连续的数字编码（Manovich，2001：49）”。在这一点上，不同材质和体态的书写方法确实有根本的不同，但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并非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早在印刷术和打字机出现的时候，书写方法就已经发生了断裂。说到手写跟打字印刷的不同之处，因戈尔德用了两个不同的说法：“充满生机的线条”和“反应迟缓的标记”。在他看来，手写者和步行者颇为相似，譬如步行者的足迹左右分开而身体的移动却始终不断，手写者留在纸上的字迹时续时断，但他们“留在纸上的字迹和它持续的书写动作并非割裂，而是彼此促成”（Ingold，2016：93）。与此不同，印刷和打字借助键盘与机械，将事先备好的字符印在纸张上。手指操控键盘敲击的行为，同书写时留下的印记因此有了区别（Ingold，2016：93）。由此看来，若以编码的连贯性作为标准，书写被数字化的情况在印刷术和打字机时期其实已经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手写就必然是连贯的。因戈尔德补充说明，印刷和打字普及之后，反过来改变了手写方式，甚至两者开始结合在一起。如今许多书写活动虽然依然使用纸张和笔，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打字和印刷。例如，人们填写各种纸质表格时，笔尖的运动不再平滑连续，而是依据表格布局在各个位置间来回移动并停留。某些曾经用于连续记录的书写工具，同样能够带来不连贯的记录方式和零散的书写感受。
颇为奇特的是，现时手帐的构思与实际应用方式里，也鲜明地反映着非连贯记录的思路。通常所见，多数人倾向于选用设计突出、条理布局功能突出的手帐册，而普通的记事本和空白页仅是备选。这类以规划为核心的手帐册，主要借助时间顺序和具体日期来编排每一页，常见的是年度版本，里面包含了月份记录、星期记录以及每日记录这三种格式。特定的时段和功能制约着书写的范畴，使得文字呈现极为规整、明晰、精准且条理分明，然而也显得十分狭窄、简略和零散，它侧重于信息的梳理、处理以及后续的查找，并非完全以书写者的自我抒发和思维过程为主要目的。这份计划原打算把整年的时间集中展示给用户，以此引导用户借助预先安排提升工作效率，后来还出现了“五年本”这种创新做法，把五年里相同的日子整合到一起，这种对时间顺序的打乱和重新组织，使得人们的时间体验更加碎片化。记录方法上，惯常从始至终书写常被视为手账的败笔，普遍实践是将单页划分成若干区块，交错布置各类资料，书写内容不宜过多，更不能连绵不断，需借助多样布局与点缀加以区分，尽量保留空白，胶带、印章、贴纸所占据的版面，经常比文字还要宽广。除了线性文字记录，还有多种图表和清单可以选用，这些图表和清单有时会融入手帐本的整体布局中，有时则借助胶带、印章、贴纸等辅助工具来呈现，有时需要亲手绘制，这些记录方法通常不依赖文字，而是通过勾选、标记、染色、盖印等半自动化的手法完成，虽然这些方法依然使用纸张和笔，但其内在遵循的是数字时代对个人进行量化分析以及信息数据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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