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徽的演变：从鲁迅设计到现代标志的传承与发展
1917年8月，鲁迅先生亲手完成了北京大学校徽的设计。校徽上“北大”二字以篆书形式排列，其中“北”字巧妙地呈现出两个背靠背的侧立人像，而“大”字则塑造了一个正面直立的人物形象。此校徽的设计理念强调“以人为本”，其象征意义则彰显了北京大学肩负启迪民智的庄严使命。
鲁迅所设计的校徽、现今北大的标志性图案、以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北京大学”名称。
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正式对外发布了《北京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同时推出了经过修订的北大LOGO。这一新LOGO是在鲁迅先生所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拓展的产物：标志的核心部分“北大”二字蕴含着浓厚的篆刻艺术气息，由三个象征人形的图形构成。其外形类似古代建筑瓦当，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北大标志的核心区域富含包容和深邃的意蕴，外围设计则简洁直观，彰显了其宽广的视野和持续创新的姿态；学校已选定一种特定的红色作为官方标准色，其CMYK色值为C0M100Y100K45，并正式命名为“北大红”。
大学之所以名扬四海，不仅因其拥有大师级人物，更得益于众多学子。有人认为，上方的为学子，下方的为师长，教师应当乐于成为攀登者的阶梯；学子们立足于巨人的肩膀之上，理应后来居上，超越前辈。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曾言，一所真正的“大”学，其学术之广博、责任之重大、精神之崇高，皆蕴含其中。许多已经毕业多年的北京大学校友，在回忆往昔时，一致认为北大赋予学生的最珍贵财富是“独立自主，博采众长”的品格。
一所高等学府的校徽，可能是其“大学精神”最直接的象征，它通常能在视觉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设计这一方案的过程，也往往反映了设计者对大学的校名、校史、办学特色、教育理念以及发展方向的全面把握。校徽具备一项基本作用，那就是便于识别。这一功能进一步促进了高校学生与校友之间心理认同感的形成，而这种认同感无疑是构成“大学文化”的重要元素。
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纷纷效仿西方大学的模式迅速崛起，那些早年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先贤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诸如校徽、校旗等鲜明且具有独特性的标识对于一所大学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早期，我国的大学校徽不仅数量稀少，且缺乏独特的个性，甚至有模仿西方文化传统的倾向。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不能摆脱西方大学的影响，那么必然难以形成自身的独特品格。
校徽，这一富含象征意义的传统文化符号，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独立设计，这一变迁之路尤为显著。特别是其中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日益凸显，这无疑展现了中国大学深植于华夏文明之中，并怀揣着自信的姿态，努力塑造自身现代化的决心。
今日人们审视我国高校校徽的发展历程，普遍认为最早体现“现代”特征的校徽是由国立北京大学所拥有，该校的校徽堪称经典。在1916年，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邀请了鲁迅先生为其设计校徽。鲁迅未曾接受过美术设计的专业训练，然而他对美术的热爱却十分深厚，并具备了一定的审美眼光和绘画功底。因此，他接下了这一重任，专心致志地研究并设计了一个在圆形图案中嵌入篆书“北大”二字的徽标。这个徽标既像中国传统瓦当的形状，又仿佛人的脊梁和骨骼，蕴含着鲁迅先生对北大学子未来能成为国家栋梁的殷切期望。
鲁迅后来特别撰写了一篇名为《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的文章，并将其提交给了教育部。今日的人们，在赞赏他卓越的文采中所蕴含的深厚古文功底的同时，亦应注意到他对我国古代美术图案的精通以及其美学思想的初步确立。1913年2月，他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中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美术起源与发展的看法，并明确提出，在新式教育体制下，应大力倡导美术教育的理念。半年前，蔡元培已卸任教育部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在1912年7月12日的《鲁迅日记》中，鲁迅曾写道：“听闻临时教育会议竟然取消了美育，这些愚昧之徒，真是可悲可叹！”周树人因此挥毫泼墨，撰写了这份“意见书”，这或许与当时美育地位仍旧不被重视有关。正是在大力倡导美育精神这一点上，蔡元培与周树人达成了共同的看法。
蔡元培与周树人的交往并非起始于民国元年，但确切二人何时开始就美术观点进行交流却难以考证。仅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他委托周树人假借推广社会教育的名义，代表教育部在暑期演讲会上讲解《美术略论》这一事件，便可窥见他们观点的共鸣。周树人对此系列演讲极为重视，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些内容。蔡元培对那战友般的情谊定是记忆犹新，故而当他执掌北大后，邀请周树人设计校徽便显得合情合理。然而，数年未见，周树人的艺术造诣究竟达到了何种境界，蔡元培心中也未必有十足信心，于是暂且将这项“重任”交由周树人尝试一番。这一尝试虽无大碍，却让北大从此拥有了那标志性的“哭脸”（刘半农曾戏称之）。由于一手史料尚不完整，研究者难以直接梳理周树人的设计理念及相关细节；即便周树人有所自述，若其以文学手法进行回顾，其真实性是否能够完全信赖，亦存在疑问。然而，从他在那些年所积累的美术成果来看，尤其是其藏品在风格与种类上的特点，这个简洁而明快的“哭脸”图章显然有其历史渊源可追溯。
在现代艺术的审美视角下，简洁的线条似乎有望超越繁复元素的累积，而图案中的空白部分反而能促进艺术家对空间表现的拓展，以及激发观众对艺术想象的无限遐想。北大校徽上的“北”与“大”二字，一目了然，当它们被纳入圆形之中，便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到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常见的圆形瓦饰。恰好鲁迅的藏品中包含不少圆形瓦当，真正的艺术家往往能从自己所见、所藏的物品中发掘艺术灵感。以前，人们模仿西方大学校徽的盾牌形状，只是生硬地复制；然而，在周树人的设计下，圆形元素得以巧妙融入，使得中国的大学校徽真正实现了“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徽图章。周树人的书法造诣非凡，为设计此图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他采用仿篆体，将“北”“大”二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形态逼真，宛如人形。其中，“北”字拆分的左右两部分呈现出向上跃起的姿态，“大”字则稳稳地坐落在下方，宛如一位大力士支撑着跃起的二人。这一设计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在“五四”时期曾说过的一句名言：
他肩负着历史的沉重负担，挺身而出，阻挡了黑暗的侵袭，引领他们走向一片辽阔而光明的天地；自那以后，他们得以幸福地生活，合理地为人处世。
北京大学不仅肩负着教育的使命，而且周树人先生在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对蔡元培先生的深意有着深刻的理解，坚信“未来充满希望”。三个身影的并立，巧妙地契合了“三人同心，其利断金”的成语，意味着教育的改革与国家的强盛并非一人之力所能达成，必须依靠众多志向远大、见识卓绝的人士携手并进，伟大的成就正是由无数平凡的付出汇聚而成。至于其含义不仅包含积极的一面，还带有“哭脸”般的失落与颓废，一方面源于周氏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以及他所处的现实境遇的映射（别忘了在他设计校徽的前一个多月，他亲眼见证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复辟的荒诞剧），另一方面则与他对中国变革复杂性的深刻理解紧密相连（正是在那一年，他在与频繁造访绍兴会馆的友人钱玄同的辩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铁屋之问”）。周树人笔下的构思中，蕴含着对理想主义者真挚愿望的深切期盼，同时亦显现出敏感心灵在历经种种挫折后所展现出的讽刺特质——北京大学自创立至今，历经了近两个甲子的兴衰变迁，这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长者精准地预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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